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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浪潮的席卷下,一种以知识生产、控制与货币化为核心的资本形态正在重塑全球秩序。这种被一些学者称为知识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通过构建专利丛林、实施数据圈地、垄断算法权力,完成了从知识生产到价值实现的闭环控制,将原本应属于人类公共资源的知识体系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并重塑了全球价值链。为进一步探索知识垄断资本主义的内涵、形成过程及其影响,本刊记者赵丁琪对英国经济学家塞西莉亚丽卡普(Cecilia Rikap)进行了专访,并整理、翻译本次访谈的内容。

      ○(赵丁琪,下同)您好!“知识垄断资本主义”是意大利经济学家乌戈帕加诺(Ugo Pagano)近些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也是您的《资本主义、权力与创新:揭露知识垄断资本主义》一书所论述的核心问题。作为当今的一种全球性现象,知识垄断资本主义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它是如何形成的?

      ●(塞西莉亚丽卡普,下同):知识垄断资本主义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积累和分配由拥有知识垄断权的领先企业主导,这一些企业的积累建立在对社会知识永久性垄断的基础上,而且这种垄断还在逐步扩大。我们大家可以看到,21世纪的全球领先企业都是知识垄断型企业,在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有8家属于此类公司。知识的私人占有产生了非货币性资产,带来了所谓的智力、知识或科学技术租金,非货币性资产的集中慢慢的变成了资本集中的主要驱动力。1975年,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的总资产中只有17%是非货币性资产,而到2018年,这一比例达到84%。2005年,非货币性资产已占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资产的80%,但资产总值仅为2018年数字的一半。总体而言,在21世纪,非货币性资产的积累速度慢慢的变快,并掌握在核心国家的领先企业手中。

      我认为,知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与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有关,它是相互交织的一系列变革的结果,这些变革可以概括为:知识生产产生路径依赖性,并导致吸纳能力的差异。因此,随着一些行业,特别是某些公司的创新变得更依赖科学研究,这些不同的吸纳能力得到了扩展。这是知识垄断的第一个阶段,即主要将研发保留在企业内部,并利用(滥用)知识产权来阻止别的企业的追赶和竞争的阶段。

      美国随后在国际上加强了知识产权制度,这一点至关重要。随着他们不间断地积累知识租金,资金的积累使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研发投入,从而强化了知识垄断。此外,随着资本的国际化,那些非货币性资产密集型企业具有了更多可通过的避税机制,从而逐步扩大了它们可利用的资金。当然,这在金融化方面也产生了副作用,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美国(最初是针对日本)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的防御性产业政策,进一步拉大了领先企业与别的企业之间的差距,巩固了它们的知识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信息通信技术的逐步发展,扩大了领先企业的控制能力。知识垄断现在不仅存在于其企业内部,还延伸到了所有权之外。这一根本性变革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外包在研发流程中起到了逐渐重要的作用,进而催生了企业创新体系,开启了我们今天所见证的知识垄断的第二个阶段。

      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类型划分主要是为了强调,今天的知识垄断与过去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s)或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IBM)不同,也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等早期的全球价值链不同,采取了更复杂的策略来界定哪些非货币性资产可以外包,哪些有形资产可以外包。通过外包,非货币性资产的生产流程仍旧能攫取大部分相关利润,从而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知识垄断型领先企业,其外围是动荡的附属公司(如初创企业),以及大学、公共研究机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它们与知识垄断型企业一同生产知识,但主要获利并主导研发的是知识垄断型企业。这就是企业的创新体系,它的出现与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租金攫取相结合。保密性、创新速度以及在企业创新体系层面规划创新的能力,现在成了主要的垄断机制。

      ○您将知识垄断资本主义视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以往的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相比较,知识垄断资本主义有哪些突出特点?

      ●就像我上边所说,知识垄断并非新事物,它早已存在,只不过之前的知识垄断在全球层面上的影响和渗透程度远不及当下,而且难以被直接察觉。当我们审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通用电气公司、贝尔实验室,乃至可口可乐或宝洁等主要崛起于20世纪的企业时,会发现这一些企业持续投资于构建非货币性资产,并依靠其所掌控的非货币性资产培育自身品牌。关键差异在于,那个时代的非货币性资产尚未被视为能够脱离实体生产而独立存在的资产形态。

      以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例,作为一家综合性公司,它过去所有的研发都是在其企业内部进行的,同时自己也进行产品制造。后来,该公司开始将制造业务外包,但仍然保留了大部分的研发工作。它不断地将各种各样的形式的非货币性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并在此基础上获取租金,但这些非货币性资产主要是企业内部产生的。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从外部获取知识,但当时的方式与今天不同。该公司利用的都是公共性的知识,如基础理论和基本理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不同了,我们现在所见证的是企业创新体系的兴起。

      当前我们目睹的是,诸如大型制药公司、西门子等企业,以及作为汽车行业领先企业的丰田,还有众多其他大规模的公司和知名品牌,它们正有条不紊地集中管理其非货币性资产。这一些企业构建了庞大的企业创新体系,在该体系内,它们将部分研发任务外包,同时,研发外包与生产(或品牌建设)的外包采取了相同的模式,例如,将任务委托给营销公司或进行数据分析的公司。随后,企业的品牌得以建立起来。因此,现今的每一家领先企业都在致力于构建这样的企业创新体系架构。在这种架构内,企业不仅控制着其内部的生产和运营,还掌握着知识生产的主导权,以及所生产的非货币性资产的类型。这自然也涵盖了从社会中收集数据的过程。因此,一旦公司开始掌握所有权之外的知识生产,便能无限扩展其知识垄断的范围,因为这些知识不仅限于内部使用,还能利用其对众多其他组织施加影响。因此,成功的机会扩大了,因为最终有更多人为公司制作非货币性资产。而且企业能准确地识别出哪些是最好的实验室、最好的大学研究所、最好的初创企业等,来让它们承担创新过程的特定环节和步骤。这是促使知识垄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的因素之一。再加上非货币性资产与有形资产之间的分离日益成熟,这种扩张变得更明显和普遍。

      所以,虽然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非货币性资产、知识和创新,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以前不存在。它们之前确实存在,只是当时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其实是在企业内部进行,资本的权力只延伸到工厂的大门。而现在,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兴起、特许经营模式以及平台模式的兴起,这些领先企业都有能力在所有权之外来控制,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因此,我认为知识垄断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悠久,至少可追溯至19世纪末期。如今,这一现象已步入成熟阶段,正威胁着全球各国保持独立于资本控制之外的知识生产方式的每一种可能性。

      ○全球价值链是知识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但知识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后也深刻地重塑了全球价值链。您怎么样看待知识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某一些程度上,全球价值链体现了知识垄断的特征,或者可以说,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企业已经实现对知识资源的垄断,并通过这种垄断来组织有其他众多公司参与的全球性生产活动。尽管这一些企业从形式上和法律上看似与领先企业无关,也不构成领先企业的资产,但领先企业依然能够对这一些企业的生产活动施加控制。领先企业需掌握生产活动的决策权、人员的职能分配权以及在价值链中获取利益的定价权,确保供应商在价值链中仍能获得相应的利润。然而,与此同时,领先企业也从中获取了一定的价值。因此,所有这些知识、所有这些由领先企业集中起来以组织全球价值链的信息,以及所有这些领先企业通过信息技术获取的信息,都表明了知识垄断的存在。我们现在目睹的是企业创新体系以及更先进或新兴的信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的出现,这些技术的能力超越了其所有权的界限,因为借助前所未有的技术,可以规划超出资产范围的生产流程。

      因此,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现今基于从系统中搜集数据、从全球价值链中搜集数据,并利用信息技术处理数据以进行更高效公司规划的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个人未曾直接参与,远程治理的能力在当今时代亦是前所未有。

      我坚信,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然而,在知识垄断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还有另一个与之相互交织的变革,即地理政治学。地理政治学同样塑造了全球价值链,并持续影响其发展,例如美国政府及美国主要企业对中国的态度转变。这种转变并非仅仅因为中国在制造产品,而是因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知识垄断地位。我一直看好中国。我并不是说美国已经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它显然仍然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中国紧随其后。这种态势一直在持续。

      ●知识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对社会知识的不断占有,这使垄断企业能够对其他公司和组织行使权力。今天的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掠夺和非货币性资产的资本化所驱动和维持的。知识垄断型企业是一种主动的食利者。它要一直投资于研发以维持其领头羊,这种领头羊是基于将创新者的暂时暴利系统性地转化为永久优势。要维持这种优势,就需要确保对新非货币性资产的特许使用权这些非货币性资产既包括内部生产的,也包括从他人那里捕获的。除此之外,还需要在数字基础设施上进行大规模资本投资,以收集、传输和存储数字无形资产。

      在全球积累层面,知识垄断权力中断了从创新到扩散的循环。创新通常通过新技术的扩散来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而采用这些新技术会产生适应性和补充性的创新,并基于对这些创新的学习产生新知识。通过打破这一循环,知识垄断阻碍了经济稳步的增长。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长期动态很可能以金融化、不平等和停滞为特征。

      ○知识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所生产的公共研究成果的占有。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知识垄断企业会慢慢地增加对公共研究机构和学术体制的渗透,以此来达到其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您怎么样看待知识垄断资本主义对当前全球学术体制的影响?

      ●大学历来被认为是与经济领域相脱离的一个独立领域。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与经济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学术资本主义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加速发展。

      在知识垄断资本主义下,学术自由从属于资本积累的需求。私人研发实验室的研究人能享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学术自由,决定自己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只要研究有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以谷歌为例,谷歌鼓励员工拿出20%的时间从事非核心工作,以激励创新。因此,科学与经济之间的界限和区别逐渐模糊起来。因为知识垄断鼓励了私人企业的研发自主权,而研究型大学则将学术自由置于经济目标之下。

      就像在企业中一样,在研究型大学决策结构中占据最高职位的高级官员会以知识垄断型企业需求来确定研究路线。与此同时,在这些大学中,界定谁是顶尖研究人员的标准与其吸引私人资源投资的能力有关。随着大学定位的变化,学术工作也呈现出雇佣劳动的特征。在某一些程度上,“新公共管理学”的量化模式促进了这些变化。教学和研究等不同活动正在成为可比较的活动,这是由于强制推行了衡量标准,其根本目的是将学术工作转变为异化和商品化的劳动。

      随着竞争性公共拨款的激增,国家放弃了其“仁慈”的形式(其特点是提供整笔拨款而不进一步控制大学的开支),转而采用学者盖尼夫(Guy Neave)所称的“评估型国家”(Evaluative State)模式。“评估型国家”提倡使用量化的衡量标准来对大学做评估,并依据这种评估来决定其拨款数量。然而,量化标准不仅在国家对大学成果的评估中占主导地位,而且也是大学内部使用的激励手段。科学与经济一旦交织在一起,基于量化指标的评估就无处不在。引入量化标准来评价大学(及其生产关系和产品)正在改变学术劳动。在保留学术劳动某些特性的同时,它将这些特性与商品生产关系融合在一起。此外,评估结果不仅是向潜在的学生发出的信号,也是向企业(尤其是那些能够迅速识别前沿研究的知识垄断企业)发出的邀约。学术量化有助于知识垄断型企业知道在其创新体系的每一步中应该与谁联系。

      随着量化评估在全球大学系统中的推广,各种各样的世界大学排名随之纷纷涌现。排名对大学的目标和战略具有规范化的作用。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及其成员(行政人员、学者和学生)都会关注大学的排名,因为排名会影响其获得资助的机会。政府、大学校长和管理者在内部将排名的衡量标准作为新的规范,并以此作为管理和激励教师的标准。由此可见,虽然量化的大学排名忽视了大学的多样性和科学的创造性,但正在深刻地改变学术体制。大学排名和其他量化指标,如影响因子和H指数(Hindex),有意无意地促使人们抛弃了以前的科学准则。它们为广大购买的人(包括学生和企业)快速定位和管理者管理学术界创造了一个结构符合常理、等级分明、以数字为表征的新话语空间。

      这种情况给学者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教职员工的工作条件一直在恶化,灵活或不稳定的合同形式构成了可衡量结果的前提。快速取得可发表和可申请专利的成果的压力成为学术工作者的巨大负担。焦虑症和其他精神疾病之所以成为一种常见病,是因为学术工作的竞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更大的瓶颈。尽管成功者有更大的机会被“头部”学术机构聘用,但其一旦被聘用,就会在论文发表以及其所能带来的其他经济价值方面面临更高的考核要求。

      ○2020年以后,塞德里克迪朗(Cdric Durand)和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相继提出“技术封建主义”概念,在全球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概念与知识垄断资本主义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您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迪朗和瓦鲁法基斯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了这个概念。我从来就没使用过这个概念,我认为当下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无论是哪种使用,都是不正确的。当下的资本主义确实是在朝着坏的方向进行结构性转型,但并不代表我们当下已经告别了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我认为迪朗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

      这个概念会产生误导。因为它给人一种感觉,好像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资本主义已经偏离了它过去的本质即变成了封建主义,问题就出在封建主义上。好像如果我们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回到以前的资本主义,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当然并非是迪朗的解释,也不是瓦鲁法基斯的观点。我说的这个是哥伦比亚政府官员的观点,他们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反对这个概念的首要理由是它是一个无效概念,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在日益加剧和深化全球性的不平等,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寡头手中,但这正是资本主义积累机制的必然产物,而不是偏离其“应然轨道”的结果。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运作的,它是一个不断从他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体系。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我有时候感觉,技术封建主义可能仅仅在欧洲是成立的。我是拉美人,在拉美,租金的榨取以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交织是一直存在的,资本主义在拉美一直就是这样运作的。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为我们所遭受的不平等交换付出代价,因为技术集中在全球北方国家,为了获得技术,我们一定要付出高昂的知识租金。另外,拉美国家在开采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地租。因此,租金一直是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运作的核心要素。知识租金的扩张、资本对他人的掠夺以及其所导致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

      技术封建主义的第一个问题是其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它可能会引起许多人认为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资本主义没有按照它“应然”的方式去运作,即按照封建主义的方式去运作。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并无直接联系。封建主义作为历史形态具备独特的制度性标识领主附庸体系、采邑分封制、人身依附关系等结构性特征,这些在当代资本主义框架中并没有真正对应的实体。今天,我们还看到,在世界不一样的地区和国家中,经济权力普遍高于政治权力,这与我们在封建制度中看到的情况不同在封建制度中,政治权力普遍拥有更高的地位。

      这是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概括化阐释。最后要指出的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盘根错节的纠葛。这种纠葛并不代表它们永远是盟友它们时而亲密无间,时而反目成仇。而如今这种关系以更普遍、更显而易见的方式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恰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畸形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全新制度的诞生。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在我看来,使用“技术封建主义”这类术语只会带来理论上的混淆,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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