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在闽西革命根据地，肃反委员会突然将汀连县委宣传部部长黄亚光打为“社会分子”，判处死刑。很快，黄亚光就与其他“同案犯”一起被押上河坝行刑。当轮到黄亚光时，背后突然有一名红军战士骑马赶来，救下了黄亚光。

  后来黄亚光才知道，原来是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计划发行纸币，但一时找不到懂设计的人才。行长毛泽民听说黄亚光在中学教过图画，还能写一手好字，就立刻派人去找，没想到竟在刑场上救了黄亚光一命。黄亚光获释后被调到“红都”瑞金，任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主要负责为抄写文件，同时在国家银行协助工作，亲手设计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币”。

  红色货币是中国在革命时期所发行货币的统称。据朱安祥、白秦川所著《红色货币简史》一书统计，从1926年到1951年，中国先后建立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7种币材、514种名称、1741种版别的红色货币。红色货币最早出现于1926年12月，那是湖南省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发行的一种银行兑换券，被称为“白布票”。后来海陆丰、井冈山、东固等根据地的早期苏维埃政权铸造过带“工”字戳记的银圆，还发行了劳动券、铜元票等纸币。

  随着革命发展，赣南、闽西、湘鄂赣、琼崖、鄂豫皖、广西左右江等根据地相继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于是提出，中国应建立一个管辖所有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的“临时革命政权机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府所在并直辖的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被称为中央苏区，其1933年秋季全盛时期设有四个省，下辖60个县，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450多万。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其中专门谈到货币问题，规定晚清、民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暂时可以在苏区流通，但“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外来的货币，须一律兑换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毛泽民任行长，曹菊如任业务处处长，他们在颁布的临时章程中，特别声明“本行由中央政府授予发行钞票之特权”。

  不过国家银行初建没有立刻去印纸币，而是加紧铸造银币。中央苏区把设在兴国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迁到瑞金，改为中央造币厂。银匠出身的厂长谢里仁回忆，毛泽民很快给厂里送来两张银币图样，都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字样和镰刀、锤子图案。谢里仁开心地说：“我们是个国家了，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货币，不要铸那些什么‘大头洋’‘小头洋’了。”毛泽民听了谢里仁的话笑着说：“这种图样的银币，只能在红区流通，以后还要铸那种白区通用的银洋。”

  此后中央造币厂的主要工作依旧是仿铸“袁大头”“孙小头”和“老鹰头”。所谓“老鹰头”指的是墨西哥鹰洋，晚清以来就在中国广泛流通。当时有不少没收来的银首饰等，原料充足，但只有自制的土设备，产量有限。后来红军在上杭缴获了钢模、冲床、滚边机等铸币机器，中央造币厂才组建起熔银、冲床、滚边、印花、修理等部门，真正进入机械化生产，自此一天能生产银币一万余元。

  与中央造币厂一起建起来的还有中央印刷厂，它成立于1931年11月，由东固印刷厂、兴国印刷厂等等几个小厂合并而来。中央印刷厂分为铅印部和石印部，前者负责印刷革命书籍、革命传单和《红色中华》《斗争》等刊物；后者印刷纸币、债券、邮票等，不久独立为财政部印刷厂。中央印刷厂首任厂长为陈祥生，他后来被调往中央造币厂任厂长，原厂长谢里仁改任业务处长。

  银圆被中央造币厂仿铸出来后，大多数都用在从白区购买盐、药、布等物资，而要满足苏区内的市场流通就不能没有自己的货币，毛泽民急着寻找设计人才的原因就在于此。可是会设计的黄亚光找到了，却迟迟无法开工——苏区物资匮乏，连基本的绘图工具都找不到。派人去上海买回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版后，黄亚光凭着过去对纸币的印象，开启了自己设计货币的生涯。

  中央苏区的纸币共有五种，一元是主币，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为辅币，被苏区民众称为红票或红军票。在设计过程中，特别交代，苏维埃政府的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很注意使用镰刀、锤子、五星等革命元素。黄亚光最先设计的是面值五分的纸币，正面翠绿色，背面浅紫色，两面均标有铸行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及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所写的面值。一角和五角两种苏区纸币在设计上与五分较为一致，必要信息之外无另外的过多图案。

  黄亚光曾想把头像印上其他面值的纸币，但没有同意。黄亚光于是改用列宁头像，他先在显微镜下把列宁画到纸上，再工整地写上银行名、面值、年份、编码等信息。二角和一元纸币正面都用列宁头像，二角背面较特别，中间地球上画有镰刀、锤子，上方是一颗五角星。

  这五种纸币正面或背面都有两个龙飞凤舞的签名，过去一直传说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中央财政部长邓子恢的英文签名，黄亚光晚年披露了此中真相：“纸币上的签名虽代表他们俩，但它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文拼音，是一种暗号，是为避免敌人伪造苏币，而专门特制的。这种暗号不仅在文字中有，而且在图案中也有。”这个秘密在当年只有国家银行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才知道。

  国家银行请上海的一位老师傅把黄亚光的设计图雕刻到铜版上，而后送往中央印刷厂。这时印刷原料又成了问题。毛泽民、黄亚光决定自己动手造纸，他们带着银行工作人员捡烂麻袋、破棉絮，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把这些“破烂”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最初造出来的纸张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几经实验才生产出合适的印钞纸。毛泽民还突发奇想，在纸浆里加入少量细羊毛等纤维，使苏区纸币燃烧时能散发出一股焦臭味，堪称一种特别的防伪标识。

  中央苏区的硬币同样由黄亚光设计，并交确认。银币有一元和二角两种，一元正面标明面值、年份和表示铸造机构的俄文，背面是一个中间被镰刀、锤子占据的地球，配有标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二角正面是国号、面值和年份，背面是两支麦穗环绕的地球与镰刀、锤子，及“每五枚当一圆”字样。中央苏区的一元银币无法从白区购买物资，可能只有试铸，故极其罕见。

  硬币还包括两种铜币，它们正面图案都是面值、麦穗和五角星，背面不一样，一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号和一个与镰刀、锤子结合在一起的“1”；五分主图是一幅带有镰刀和锤子的中国地图，配的文字是国号和“每贰拾枚当国币壹元”的兑换标准。通常来说，一分铜币重2克左右，五分铜币重7.5克左右，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五枚一分铜币的实际价值其实要比一枚五分铜币高1/4，国家银行以同样的铜料铸五分铜币要比一分铜币获利更多，因此现在存世的五分铜币较多而一分铜币相对较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统辖全国所有苏区，规定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是“苏维埃国币”，在苏区境内“无论何人，不得阻碍通行或抑低价格以破坏国币信用”。中央要求各地县乡政府宣传苏维埃货币意义，发动民众自发使用。

  可是各苏区间大都隔着白区，联络不便，其发行的货币基本只在中央苏区流通。在闽浙赣省（主体为赣东北苏区）当过财政部副部长的谢文清回忆：“有些人带入另外的地方苏区的少量纸币，赣东北的银行并不负责兑换。在群众手里有些，互相流通是可以的。如果群众要兑换白洋（指袁大头等银圆），拿中央苏区或闽北分行纸币来也可以兑，一块兑一块。因我们苏维埃银行的纸币是以白洋为基础，不存在兑换比价关系。我们赣东北苏区银行没有兑换其他苏区银行纸币的义务。”也就是说，中央苏区的干部到其他苏区出差，或许能把苏维埃国币在赣东北等其他苏区兑换成银圆，但无法直接用来购买商品，也不能到银行兑换成当地流通的纸币。

  受权刊发，节选自《通宝中国：古币背后的治理逻辑和百姓生活》，杨津涛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9月。

  在中央苏区内，纸币一度颇受信赖。国家银行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需要纸币总面值30%的现金、贵金属或外国货币做准备金。1932年底，国家银行存有准备金389480元，同期发行纸币656175元，准备金占到纸币总量的59.36%，远高过30%的要求。依规定，一元纸币可兑换一块银圆，国家银行及其江西、福建分行对于纸币持有者的兑换要求必须尽量满足，不得拒绝。另外钞票较银币更易携带，在两者购买力相同的情况下，民众也愿意持有苏区纸币。董科堂14岁参加红军，连长动员他把从家中带来的5块银圆兑换为苏区纸币，董科堂当即交出了银圆。曹菊如晚年回忆，中央苏区纸币发行之初可以充分兑换银圆，在民众中有着良好信用，推行起来十分顺利。

  只是中央苏区的财政来源有限，如曹菊如所说，“自始至终，在财政收入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向地主富农筹款，特别是向白区地主富农筹款，即所谓打土豪的没收款”。农业税收的是粮食而非货币，商业税由于国民政府封锁和苏区对商业活动的限制慢慢的变少。雪上加霜的是，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坚持与敌人打阵地战、正规战，这一方面使红军不能往白区筹款，另一方面加大“扩红”力度，脱产人员增多，导致军费开支剧增。邓子恢回忆，苏区“税收有限，内已无土豪可打，政府收入少、供养多，又不能向外发展……事实上只有靠发钞票通货膨胀，来养军队，我自己亲自掌握印钞票。”如其所说，为缓解中央财政困难，国家银行不得不持续加大纸币发行量。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力图解决这一问题，决议指出“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因此“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地审慎，要在相当限度内维护纸币的信用”。

  不过中央苏区无法扩大税源，只可以通过发行公债、发动民众捐款、要求机关厉行节约，以及印钞来解决燃眉之急。曹菊如回忆，苏区纸币从1932年7月至1933年8月发行200万元，到1934年10月达800万元，发行量在一年多内就翻了四倍。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简称“人行赣州市中支课题组”）结合史料推断，国家银行发行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的苏区纸币分别为290万元、395万元、42万元、58万元和20.5万元，总计805.5万元，与曹菊如的回忆相吻合。

  面对此种危机，国家银行无力补充准备金，可供兑换的银圆日益短缺，以至被迫停止汇兑。纸币增发加上与银圆脱钩，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兴国县长岗乡1932年每石谷子卖8角，到1933年就翻了几倍，达到5元。1934年2月，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等县谷价更涨到每石7—8元。纸币贬值甚至引发了怪事，有红军向农民买猪，付给三四十元苏区纸币，谁知农民竟然不愿收，宁肯把猪送给红军。

  金属货币一样面临压力。苏区五分铜币法定20枚可当一块银圆，而晚清、民国政府发行的“当十铜元”，重量与5分铜币相仿，法定要100枚（实际需约300枚）才能兑换一块银圆。五分铜币外，相对足值的一分铜币、二分银毫发行极少。历史学者俞兆鹏说，此种情况“造成了银辅币与铜辅币比价和结构的失衡以及币制的混乱”，“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货币贬值，是中央苏区金融危机的表现”。

  简而言之，因为中央苏区一直处在战时状态，货币发行完全围绕战争展开，就导致了人行赣州市中支课题组所说的结果，中央苏区“货币发行与现实经济脱节”，资产价格扭曲，对经济与金融导致非常严重破坏。当然，此种货币政策的确有力保障了红军军费来源，并为后来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货币发行积累了经验。

  中央苏区与国民政府的斗争不仅在战场上，于流通领域也有“货币战争”。《红色中华》发表文章，说由于“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帝国主义采取经济封锁的政策，更假造银毫混进苏区，来破坏苏维埃货币的信用。同时因苏区阶级斗争的深入，奸商、富农及地主残余在内部拼命捣乱，企图破坏金融，一方面将现金收藏起来，不使流通；另一方面却制造谣言，拒绝使用纸票、银毫，或明或暗地抬高物价，降低纸票价格”。简单说，即是与一批不法分子勾结，企图通过伪造苏区货币扰乱金融环境，另外又有心怀不满的地主、商人拒绝接受苏区纸币，并暗中藏起银圆。

  1932年春，中央苏区发现伪造的二角银币，找中央铸币厂的陈祥生、谢里仁去汇报工作，问他们是否知道敌人制造了伪币，又问怎么来识别银币的真伪。谢里仁说：“敌人造的伪币是铜质不是银质，他在红铜上面镀了一层银质。只要将伪币一摩擦，就能够准确的看出铜质来。这种伪币是筠门岭的一个土匪制造出来的。”筠门岭位于会昌县，被视为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一面派人去筠门岭剿灭土匪，一面要陈、谢两人出个布告，教苏区民众知道怎么样识别假银币，阻断伪币流通。

  1933年初，寻乌县境内也发现以铜镀银的苏区二角流通，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布名为《关于严密检查假造苏维埃毫子的反革命行动》的密令，称为“保证国币信用”，“巩固苏维埃政权”，安排人员在市场上追查伪币来路，并在主要路口严格搜检伪币。不久果然在通往瑞金的大路上截获两担广东运来的食盐，里边藏有约5000枚二角银币。寻乌县把这批银币送往中央财政部鉴定，证实全部为伪币。

  中央苏区披露的伪造纸币案也有多起。1934年初，明光县政治保卫局破获林明映、林积记制造伪币案，他们所造伪币的纸色、号码都与真币不同。之后，福建省政治保卫局抓获隐藏在苏区的地主武装头目阙渭明，他利用木刻印版伪造面值一元的苏区纸币，在被公审时，民众都表示“这些反革命确实该死”，《红色中华》刊文称这些扰乱苏区金融者意在“做进攻苏区的内应”。

  破坏苏区货币流通的情况更加常见。比如在上杭县，有的商家卖豆子会给出两个定价，同样面值的银币和纸币，前者能买到的分量比后者多一倍。如果买盐的线多元能买到的，用纸币要50多元。苏维埃政权初建缺乏经济基础，所发货币短期内往往遭遇贬值，以至民众不愿使用，即使是苏俄也不例外。

  1921年11月，上海学生领袖郝兆先到苏俄考察，发现喝一杯咖啡就要7500苏维埃卢布。郝兆先说，伊尔库茨克华侨不得不偷偷使用“袁大头”，一块银圆可兑换4万苏维埃卢布。

  对于以上这些扰乱金融的行为，中央苏区严厉打击。1934年1月，地主、商人、资本家破坏国币信用、有意抬高物价的行为被定为“反革命行动”，一旦坐实将可能被处以“从罚款、罚苦工、禁闭、没收，一直到枪决”的惩罚。同年4月，中央苏区发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进一步规定：“制造或输入假的苏维埃货币、公债票及信用券者，或煽动居民拒绝使用苏维埃的各种货币或抑低苏维埃各种货币的价格引起市面恐慌者，或煽动居民向苏维埃银行挤兑现金，或藏匿大批现金，或偷运大批现金出口故意扰乱苏维埃金融者，均处以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

  另外为防止银圆外流，中央苏区颁布《现金出口登记条例》，规定民众去白区采办货物，或者白区商人到苏区贩卖商品，只要带出苏区的货款超过银圆20块，就必须到当地市区政府登记。除以上两种原因外，任何人不得把现金（指银圆）带出苏区，一经发现全部没收。假如商人以买货名义带现金去往白区，没有如期带货归来或所购货物价值少于带走的现金，那么将受到严厉处分。

  虽然采用了很多手段，中央苏区依旧难以维持民众对纸币的信任，有学者将此视为红军被迫长征的原因之一。汤萌、刘统研究认为：“失去了银元储备的新币，无法继续构成实际的财政收入，苏区经济陷入通货膨胀的困境，无法有力地支持战争。或许我们在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时，应当考虑这一因素带来的深刻影响。”1934年5月，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苏区，10月起开始长征。

  国家银行原计划把能带的东西都带走，需搬运的物资有几十担银圆（每担约800元）、几十担苏区纸币、四五担苏区二角银圆和铜分币、两担黄金，以及印钞用的石印机等。后来为加快行军速度，国家银行奉中央命令，扔掉了笨重的机器，把银圆分散给各部队，二角银币、铜分币、纸币因无法在苏区外流通而被丢入井中或烧毁了，只有两担黄金由曹菊如押运到了陕北。另外中央造币厂先从瑞金迁到雩都，还没有来得及继续铸币，就有敌人追到。谢里仁请示中央后，将铸币机器就地埋藏。长征路上，红军有时依然使用苏区纸币购买物资，国家银行在遵义等地一度恢复发行纸币。

  红军走后，原中央苏区民众为了自保，苏区纸币大部分被烧毁，少部分则被悄悄藏了起来。1955年国家曾以1∶1的比价回收中央苏区旧纸币，至今留存在民间的已然很少，成为珍贵的收藏品。